□ 法制日报记者 蒲晓磊
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用户的身份信息被软件平台标注；想要查询身份信息被哪些软件标注,需要向一些网站付费；如果想更改或取消标注信息,需要再次付费……围绕来电显示信息,出现了一环扣一环的黑色利益链。
“对于这条‘来电显示黑色利益链’,我并不感到震惊。因为在4年前,我就已经感受过来电信息被标记的恐惧。”AI财经社主编刘子倩近日在接受《法制日报》记者采访时说。
2015年8月的一天,刘子倩用打车软件叫了一辆车,刚刚上车,他就被司机识破了身份。
原来,司机手机上的一款来电号码识别软件,把刘子倩的身份信息标注为“记者”。当刘子倩拨通司机电话时,他的身份信息就已经泄露了。
“坦白地说,我当时除了震惊,更有一种不寒而栗的感觉。我的工作信息在自己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泄露,而这种信息泄露对我而言是致命的。当时,我在作调查报道,如果对方看到来电就知道我是记者,那我的工作根本就没办法开展了。”刘子倩说。
后来,刘子倩与标记信息的公司取得了联系,对方取消了他的信息标记,并承诺对一些职业在信息标记时进行处理。4年时间过去了,当初让刘子倩感到不寒而栗的来电信息标注,已经形成了一条利益链。
北京华讯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韬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指出,个人电话号码属于个人信息,对于个人电话号码的信息标注,属于对个人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建议在个人信息保护法中作出规定。
“什么样的信息可以被标注,用户的知情权、更正权等权利如何得到保障,企业应当承担怎样的审核义务,公司以帮助查询、更正信息为由收取费用是否合法……这些都需要法律法规进行明确。”张韬说。
每年用户举报骚扰电话上亿次
在大数据时代,对海量数据进行收集、整理、分析和加工,形成数据产品,进而形成的数据以产品化、商品化的方式提供服务是必然的发展趋势。
“来电号码识别软件就是以海量数据为基础而形成的在线数据终端产品。例如,我接到一个电话,如果手机上的软件提示这一号码是‘广告推销’,那我就可以选择拒绝接听,并可以直接将其加入通讯黑名单,防止二次骚扰,这就是典型的在线数据产品的使用。”张韬说。
张韬指出,虽然按照相关规定,不得向用户拨打骚扰电话以及未经用户事先同意而向用户发送商业推销短信。但是,由于治理难度大、违法成本低等原因,导致此类现象屡禁不止,在这种情况下,号码识别软件的存在是必要的、合理的。
腾讯手机管家安全专家杨启波告诉记者,对骚扰电话号码进行信息标注,可以让用户在接到来电时能及时收到提醒号码类型,免受骚扰电话的打扰,还帮助不少用户避免了财产等各方面的损失。
2018年上半年,腾讯手机管家用户共举报骚扰电话近1.43亿次,360手机卫士用户共标记各类骚扰电话号码数量约2943.7万个。
虽然标记信息是由用户来提供,但为了防止用户错误、恶意标记信息,很多来电号码识别软件都有一些防范机制。
杨启波和360安全专家均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并不是用户想标记哪个号码都可以,而是必须在本机收到这个号码的来电后才能进行标记。同一个用户手机标记多次只当一次处理。而且,需要达到一定的人数,才会被标记为相应的身份信息。
公司收费查询或属非法行为
在数量庞大的标记信息中,“漏网之鱼”在所难免。
“来电号码识别软件属于在线数据产品,是基于广大用户标记而形成的数据库。这类软件的应用,也会出现信息被错误标记和恶意标记的情况。”张韬说。
中国政法大学传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指出,来电号码识别软件对骚扰诈骗电话进行信息标记,属于大数据时代的共享共治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保护用户安全的初衷。但也要看到,由用户标记信息的做法,确实也会导致身份信息标记错误等问题的出现。
通常情况下,来电号码识别软件都会有申诉渠道。
“腾讯手机管家目前在官网、App、微信公众号上都有较为明显的申诉入口,在收到用户申诉后,我们会在7个工作日内进行人工核对并依法处理。”杨启波说。
然而,由于每一种软件属于不同企业自建的标准和数据库,因此,用户想要逐一更正或取消错误标记的信息,难度很大。
于是,一些网站和平台开始提供信息查询和更正服务。用户花费几十块钱后,可以查询自己信息的标注情况并进行更正。
记者注意到,某网站声称,一个号码只需支付一次23元查询技术费,用户就可以查询自己的号码是否被标记。
“用户身份信息不能作为经营项目,如果只是要求用户提供信息,然后帮助查询,这种收集信息的方式是没问题的。但是,如果把收集公民信息的行为与盈利结合起来,就属于违法甚至犯罪行为了。”朱巍说。
360安全专家告诉记者,事实上,用户不需要支付费用,就可以选择“号码标记服务平台”免费查询。用户可以借此平台一站式免费查询,了解号码被哪些平台标注。
有意思的是,付费网站并不一定比免费网站更好用——记者以一个被标记为骚扰电话的号码进行了测试,发现“号码标记服务平台”标记出5个结果,而上述收费网站仅标记出2个结果。
应保障用户知情权和更正权
在3月4日举行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新闻发布会上,大会发言人张业遂介绍说,全国人大常委会已将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列入本届立法规划,相关部门正在抓紧研究和起草,争取早日出台。
张韬指出,来电显示信息标记涉及到公民信息的收集和利用,建议个人信息保护法及相关法规中对此类问题进行规定。
张韬认为,用户享有对自己号码身份信息被标注情况的知情权。号码识别软件标记结果是对号码使用者身份信息的展示,因此,当自己号码被标记时,号码使用者应当享有知情权。因此,相关的App应当设置号码标注情况的查询功能,并首先是进行公示,以便用户很容易找到这个App,还要便于用户查询。
张韬同时指出,保障用户的更正权同样重要,因为号码标注的数据来源,往往是社会大众,因此也会存在被错误标注的情况,当出现这样的问题时,相关的App运营者(在核实真实情况后)应当给号码使用者更正的权利。而且,更正的权利也可以防止号码标注功能被他人恶意使用。
“法律应当保障用户对自己数据的完全控制权。我的信息什么时间被标记,我应该有知情权。当我发现信息被标记错误后,我应该有更正权。同时,企业应该设立一套对恶意标记的处罚规则,如果发现申诉者是被恶意标记的,企业应该对恶意标记者进行一定的处罚。”朱巍说。
张韬认为,有一些人的身份是不能或者不适合被标注、披露的,就像刘子倩所担心的那样,调查记者的身份如果被标注出来,往往会对其调查采访造成影响,严重的甚至可能威胁到其人身安全,这是现实问题。另外,一些单位的名称等信息也存在不适合被标注、披露的情况。所以在相关立法和标准制定过程中,建议对此类情况予以重视。
来电号码识别软件“各自为战”的局面,是导致用户查询难的主要原因。
对此,张韬建议建立健全相关标准,以达到信息的归集、标注和共享,减少差错,便于监督,也能够使各App用同样的尺度去衡量,什么样的信息应当如何标注和分类。
“同时,可以建立统一的查询、更正、举报、投诉等综合平台,只要是提供号码标记的App,都可以把数据接入到该平台,以便于用户查询和更正标记信息。同时,相关部门也能及时发现识别软件存在的问题,及时处理。”张韬说。
制图/李晓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