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朝阳法院)发布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审理情况白皮书(以下简称白皮书)。
自2011年5月刑法修正案(八)实施并增设危险驾驶罪以来,醉驾入刑已满8年。
白皮书显示,8年来,朝阳法院共审结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1900多件,此类案件持续高发且总体呈上升趋势,被告人中驾龄长者居多,超五成驾龄在10年以上。
朝阳法院通过调研发现,一些单位在聘用时,会将“未曾受过行政或刑事处罚”作为基本门槛和入职条件,在职期间发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也可能面临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合同等后果,这些对就职人员形成了严格的职业约束,而未受制约的无业人员则成为醉驾案件中的“高危人群”。
对此,朝阳法院建议建立机动车驾驶人员危险驾驶行为数据库,将危险驾驶行为与车辆保险费率、个人信用评级挂钩,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和威慑,并通过针对性普法和执法相结合的形式,强化机动车驾驶人交通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让安全驾驶、文明饮酒成为行为准则。
醉驾案九成男性
老司机心存侥幸
2011年醉驾入刑以来,各级司法机关严格依法惩处、持续严厉打击此类犯罪。以2018年朝阳法院审结的此类案件为例,244名被告人全部采取了刑事拘留的强制措施,无一取保候审；全部被判处监禁刑,无一适用缓刑,62.3%的被告人被判处两个月以上的拘役；全部案件都根据情节、危害后果的不同并处了数额不等的罚金。
朝阳法院经调研发现,目前醉驾案件被告人九成以上系男性,但女性被告人数量6年来已增长两倍。
从年龄分布分析,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的被告人以中青年为主,18岁以上不满30岁的共74人,占比30.33%；30岁以上不满50岁的共160人,占比65.57%；50岁及以上的占比4.1%。朝阳法院认为,中青年人群参与社会活动频繁,且具有冒险性,综合因素导致这一群体危险驾驶行为高发。
统计数据还显示,驾龄越长的司机在醉驾案中占比越大。驾龄在5年以下的被告人占比22.5%,驾龄5年以上10年以下的被告人占比26.5%,驾龄10年以上的被告人占比高达51%。
朝阳法院刑一庭庭长臧德胜分析称,老司机通常对驾驶技术更为自信,自认为喝得不多、头脑清醒、不影响操控,殊不知一旦饮酒必然对人体产生麻痹作用,对环境的观察能力、判断能力、应急反应能力均会明显降低,使得发生交通事故的概率大大提高。
老司机与新手相比谨慎程度也更低,更容易存在侥幸心理。部分醉驾司机认为驾驶距离较近且交通路线熟悉,“偶尔一次不会被查”,或者曾经酒驾没有被查处,就认为“遭遇检查的可能性不大”,从而冒险为之。
在发案时间点方面,白皮书显示有91.8%的醉驾案件发生在夜间,四成以上发生在周末和节假日。这与社交聚餐等在周末、节假日晚间较为集中有关,也与夜间车流量少、查酒驾概率相对较低有关。
“侥幸心理是危险驾驶屡禁不止的主要原因。”臧德胜说。
外部约束机制缺失
无业人员居于多数
除了驾驶人内在的侥幸心理作祟,醉驾发生也与外部约束机制缺失有关。在朝阳法院2018年审结的危险驾驶案件中,被告人为无业人员、农民的占比达到75%；一般企业职工占比17.62%,其中包括专职司机8人；公司管理层人员占比5.74%；公职人员(包括国企和机关单位工作人员)占比1.64%。
“醉驾入刑后,醉酒驾驶机动车的行为不仅面临着拘留、罚款、吊销驾驶证等行政处罚,还要承担人身及财产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以及危险驾驶犯罪的刑事处罚,违法成本提高。”臧德胜称,一些单位在聘用时,会将“未曾受过行政或刑事处罚”作为基本门槛和入职条件,在职期间发生违法犯罪行为的,也可能面临开除公职、解除劳动合同等严重后果,这些无疑对有正式职业的人群具有较大威慑力。
然而,对于无业、无固定职业的人群,由于缺乏职业约束,且目前没有其他有效的约束作为补充,导致外部约束机制不足。
“在刑罚之外,其他附加成本所形成的外部约束,对于遏制醉驾犯罪具有重要意义。”白皮书建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应建立机动车驾驶人员危险驾驶行为数据库,将曾因酒驾受过行政处罚、刑事处罚的机动车驾驶人信息纳入这个数据库。
此数据库可与驾校、车管所、运输管理部门联网,实现数据共享,并可在一定范围和权限内,面向运输企业等有数据使用需要的相关单位提供查询服务,以便落实职业准入限制。数据库与保险公司、个人信用征信机构等联网后,可通过将危险驾驶行为与车辆保险费率、个人信用评级挂钩等方式,进一步提高违法成本,形成强有力的外部约束和威慑。
实践中,的哥、货车司机、代驾司机醉驾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此,白皮书建议相关行政主管机关加强对相关企业的监管,强制建立较为完备的职业准入门槛以及退出机制,并加大对入职人员的审查力度,对曾因酒驾受过行政处罚或刑事处罚的人员坚决不予录用为司机,对出现酒驾行为的及时予以清退。同时,在日常工作中,强化和完善从业人员的职业教育、考核培训、日常监督、考核管理机制,加强检查和落实。
现场执法需强化
警示宣传不放松
关于醉驾案被查获的情形,经朝阳法院统计,2018年审结的醉驾型危险驾驶案件中,因发生道路交通事故而被查获的占82%；因公安机关设卡检查而被查获的占14.75%；因车辆行驶不当发生纠纷等其他原因被查获的占3.25%。
其中,交通事故发生地或查获地位于高速路、城市快速路的占比11%,位于饭店、KTV及酒吧附近的占比7.37%,上述区域成为醉驾行为相对集中、高发的区域。
“醉酒驾驶必须通过现场执法的方式查处,成本较高,随着我国机动车保有量的持续增长,执法力量已难以满足现有需求。从上述数据不难看出,85%以上的醉驾案件都是在发生事故或纠纷后被查处的,通过执法人员直接检查发现的相对较少。”臧德胜称,这也在客观上助长了行为人逃避查处的侥幸心理。
醉驾入刑之初对驾驶人有较强的震慑作用,但随着时间推移,部分驾驶人员观念逐渐淡化,也是案件高发的原因之一。
朝阳法院建议相关部门设立专门的“拒绝酒驾”宣传日,固定在每年的特定时点,开展酒驾危害及法律后果的专项警示宣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