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忤逆”在《古汉语词典》中的释义有两个，一是违逆或违反，二是不孝顺。其实，两种释义也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因为违逆父母，让父母不顺心，在古代就是最大的不孝了，故“忤逆不孝”基本可以看作是同义互训。

之所以说“忤逆”是个老词，是因为“五四”之后，随着对封建式的旧家庭道德的猛烈批判，随着革命以来尊卑分明的家族制度的解体，忤逆这些老词也随着时代的变迁慢慢消逝，年轻一代很少再能体会忤逆不孝所包含的沉重意涵。

但在最近，“忤逆不孝”似乎又成了热词。先是某县发文“依法打击忤逆不孝违法行为”，引发了一波舆论争议；后有另一县发布“依法打击整治忤逆不孝行为的通告”，这一通告的主旨精神与旬阳是一致的，只是将忤逆不孝的六种行为扩展为十种。子女住新房，老人住旧房或危房，霸占父母或家中老人“一折通”、社保卡，子女有条件但违背老人意愿于父母家家中老人分户另过等行为，被列入“忤逆不孝”的十种情形，予以打击整治。一段时间内，忤逆不孝又回到公众的视野中。

两份通告之所以引起关注，是因为“忤逆不孝”不仅仅是一种行为，或者一种态度，在法文化的意义上，它们都具有特殊的意涵。中国古代法典文化，自秦汉发轫，到唐朝到达一个高峰，比如“得古今之平”的唐律。其实唐代的“律”，不完全等同于今天的法律，在徳礼为本的思想指导下，礼法是合一的，儒家的伦理道德被融入国家法律之中，并对违背者予以严厉惩治。其中，“不孝”就是被列为十恶第七类的行为，仅次于对皇室祭祀不敬的犯罪。

《唐律疏议》对“不孝”有细致入微的解释：“谓告言，诅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别籍、异财，若供养有缺，居父母丧身自嫁娶，若作乐，释服从吉；”意思就是说，告发祖父母或父母，诅咒詈骂祖父母或父母，祖父母父母仍健在，却要分门立户，以及对祖父母父母供养有缺，居丧期间参加娱乐活动等，都被当作“不孝”，属于十恶大罪。触犯十恶罪名，送到官衙是要被依法严惩的，并且不得被赦免。

即便没有被告发到官府，旧时中国的家法私刑，也让忤逆不孝者不寒而栗。不需要追溯得更久远，就是不到百年前，中国的乡土社会类似的事例仍比比皆是。王笛的《袍哥》开篇就描述了作为袍哥，同时也是作为一家之长的父亲雷明远，亲手杀死了自己的女儿，并且是“公开行刑”。而她做了什么呢，不过是因为婚姻问题上自主了，追随了自己的心意，却“忤逆”了父亲的意愿。

足见，“忤逆不孝”不单单是一个曾经逝去的词语，它更反映了一种法律制度文化，还透露出人们曾经习以为常的生活意义图景，而这些文化或记忆，很多时候是负面的，甚至是恐怖的。忤逆与不孝被等同起来，隐含的意思是对父母不能有任何的违背，即便父母无理。因此，作为家长的父母、祖父母在一个家庭中就有绝对的权威，乃至是掌握生杀大权，这或许也是对鲁迅“吃人的礼教”另一种解读吧。这种家庭伦理，与现代文明中的平等、民主、理性相去甚远，与现代法治的精神亦格格不入。

毫无疑问，不孝应该受到批判，而人们之所以对这些通告感到讶异，甚至不适，并不是赞成“不孝”，很大原因就在于“忤逆不孝”这些语词所附带的文化背景。

个别地方不顾争议，前赴后继地出台地方办法，严厉整治“忤逆不孝”的行为，也暴露了基层乡村治理的困窘。传统中国之所以严厉打击“不孝”的行为，是因为以农耕为本的乡村，家族是最基本的生产生活单位，要维系家族的延续，必须要确立尊卑分明的家内秩序，必须要依赖以儒家为基础的伦理道德，以及一套家法族规。

但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乡村社会发生了巨变。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进城务工潮，导致农村青壮年大量外出。2006年，农业税全部取消，开始出现农业补贴，乡村干部可资利用的治理资源更加匮乏。治理的主体和治理依凭的资源，面临双重的流失和匮乏，昔日的治理模式难以为继，中国乡村面临着史无前例的巨变。

更为核心或根本的，是人们的思想认识完全不同了，传统乡村的意义世界和人生价值基础出现了动摇。对农民而言，传宗接代、占有土地等观念已经淡化，追求现实的利益或快乐成为一代人的集体意识。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乡村正在面临治理的诸多难题。村庄内的各种利益分配之争，日趋离散的家庭领域的权利义务矛盾，以及日益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都在考验着治理者的智慧。更现实的问题是，随着新一轮城市化进程，青壮年因上学、打工而离开，乡村面临更严重的老龄化危机，以及农业人口养老社会化的不足。于是，在自治和法治之外，德治被置于一个更加重要的位置，甚至用强硬的法律手段来推行德治的目标，严厉惩治各种“忤逆不孝”，可以算是这种思路的一种尝试。

“德治”的确是一种很好的设想，它本身寄托了法治无法避免的弊端之外的另一种希望。但必须认识到，不同于天生与国家相连的法律，道德并不表达国家制度，它只是调整人们的思想信念，或者行为修养，控制不了国家和组织。

回到对“忤逆不孝”行为的法律整治，制度制定者的意愿或许是好的，对父母不孝，不赡养甚至虐待父母的情况当然也存在，但实际情形非常复杂，原因也很多，问题在于如何区分其中的道德问题与法律问题，以及在何种程度上动用法律武器去介入家庭道德领域。

逃避赡养父母，侵占老人财产等行为，稍有正义感、道德感的人都会认为这是错误的，应该得到治理。法律治理看起来有效，但问题并不少，特别是涉及家庭领域，如何取证，最后又如何执行，都是非常棘手的。家庭关系尤为敏感脆弱，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治理，都应该旨在维系和修复这种关系，而不能分出是非，却留下更大的隐患。

对农村这类现象的治理，笔者认为还是应该回归自治为主的渠道，例如通过村规民约予以倡导或规范，南宋蓝田吕大钧兄弟的《吕氏乡约》，就将道德教化作为主旨，将家族中“能事长上，能睦亲故”作为明确的规范。由村民的民主参与，不仅能提高此类道德规范的正当性，还在事实上建立起社会舆论的监督制约机制。更根本的，是挖掘乡村优秀的传统文化，以各种方式提高人们的思想道德修养，真正认识到善待父母、尊老敬老的重要性，培育良善的乡风，政府部门可以积极地倡导，而不宜拿着法律的“大棒”去威胁。

（作者单位：西北工业大学法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