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知情人士透露,所属铁路系统各单位已开会通报了相关情况。事故是因相关作业负责人没有严格遵守操作流程和安全制度,导致事故发生。“上级的作业命令都是用系统层层传递的,但该车间内的一名干部用微信群发送推迟上线作业时间命令后,没有确认作业班组回复命令,导致了命令漏传。”
随着信息时代来临,微信的功能已经不仅限于人们日常联系、交流感情,也越来越广泛地运用于工作。在工作中广泛使用微信这样的社交媒体,给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一些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
微信办公成为常态
信息爆炸模糊公私
有媒体曾对1000名职场人士做过调查统计,56.6%的受访者表示,上司已习惯在群聊中下达工作指令,而不是通过正式的流程。35.8%的受访者称,非工作时间(8小时以外)的工作指令几乎每天都会出现。
贾莲(化名)是一家4S店的新媒体运营人员。在她所在的单位,平时上级布置工作都是通过微信群直接发消息给大家。她认为,微信办公比较方便,有利于及时查收工作通知。
在一家别墅装修企业工作的蒋园(化名)也说:“虽然公司也在使用专门的工作软件,但工作软件仅用来考勤打卡、请假等,平时发布工作通知还是在微信群里。”
“从便捷性上来说,微信工作群挺好的,可以随时在群里交接,比较方便。我们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分公司,大家都在一个微信群里,这样可以及时、准确对接到不同部门的人。”蒋园说。
不过,微信办公在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们造成了不少困扰。
在贾莲看来,微信随时随地都可以发布工作通知,这让她即使离开了公司,可能也离不开工作。“领导经常在下班后或者休班的时候发布工作通知,遇上那种下班时间单独@我的信息,心里真的有点烦。上班已经很认真工作了,下班了还不能好好休息。”
最让贾莲不满的是,自己的朋友圈不能由自己做主。她和同事们被领导要求每天在朋友圈转发公司活动的宣传信息,头像也全部要换成活动海报。“每天打开朋友圈,全是同事转发的工作宣传信息。对于我来说,微信已经不是私人社交平台了,完全变成了另一个工作阵地。”
蒋园则认为,微信工作群数量过多是个问题。“虽然微信发通知很便利,但现在一点小事都要建个微信群,导致我现在加入的微信工作群数量太多了。全国公司的总群、北京分公司的群、部门群等,每次接一个项目都会建一个项目群。我的微信上至少有几十个因为工作而建的群。关键是每次项目结束后,也没有人解散不用的群,经常发消息还会发错群。”
此外,一些微信工作群里还充斥着大量其他信息,影响工作效率。
“每次领导发布了工作通知,下面都会有很多回复。回复收到也就算了,还有很多人会发一些无用的闲聊信息,以致很多时候需要翻很久才能看到领导发的通知。”蒋园说,“有时跟客户打个电话的功夫,微信工作群里就可能有上百条未读消息。点开这些消息却发现并没有重要通知,但是不点开看又怕错过重要信息,弄得很狼狈。”
微信上的工作信息太多,对于基层公职人员来说同样是一大问题。
此前有媒体报道称,某地对全区51家单位摸排调查,统计出微信工作群809个;单人拥有工作群数量最多的,超过40个;某副乡长的手机里曾有27个工作群。
“我们每个部门都有各自的微信工作群,80%的工作都是通过微信群来通知。而且每一项具体分管的工作也有单独的群,一项工作一个群。”在某镇政府办公室工作的毕晴(化名)说。
对于朋友圈,毕晴也有相似的烦恼。“我现在的朋友圈没有自己需要分享的东西,全是关于关于镇里相关动态的文章。”
毕晴认为,对于行政机关来说,通过微信群布置工作,虽然很方便,但存在细节交代不清的问题。“有时候,上级给我们在群里布置工作,但又说不清楚意思,还得打电话再问。”
送而不达或致失误
形式主义亟须治理
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杨建顺认为,以微信方式布置工作,在给工作带来便利、提高工作效率的同时,也可能存在微信工作通知是否及时送达、接收者是否理解到位的问题。
“对于行政机关来说,通过微信布置工作需要考量的问题还不少。从行政法角度来看,无论是布置工作,还是传递信息,都强调一定要送达。而通过微信布置工作,通知是否能够真正送达是个问题。另外,按照传统方式布置工作,强调面对面交流,一般信息都能传递、表述到位。而通过微信布置工作,不论是采取文字还是语音的形式,接收者是否理解到位也是个问题。”杨建顺说。
国家行政学院法学部副主任杨小军认为,微信发送信息只是表明向特定群体发送了信息,并不等于向所有人都发送了信息,也不等于该特定群体中的每一个人都收到并阅读了发送的信息。从法律角度说,就是送而不达。如果用可能送而不达的方式开展工作,就可能出现失误。
微信工作信息、工作群数量越来越多,导致指尖上的形式主义等问题随之出现。为解决这一问题,一些地方开始积极行动。
近日,银川市委办公室制订的《银川党务政务微信工作群规定》提出,加大力度对微信工作群进行清理规范,保留有效管用的群,合并智能范围相近的群,解散注销没有实际意义的工作群。同时,要求建立党务政务微信工作群要经过单位集体研究,工作群不得随意扩大群成员范围,明确管理责任人,并报同级网信和督查部门备案。此外,工作群进出实行加群自愿、退群自由,不得硬性要求入群,各部门(单位)建立的微信工作群纳入本单位内部管理,接受同级纪检监察和网信部门监督监管。
此前,湖南省长沙市印发《关于开展为基层干部“网络减负”工作的通知》,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区也启动了精简微信工作群行动,这些举措都得到人们的好评。
杨小军认为,行政机关过于依赖微信发送工作指令,确有形式主义之嫌。发送者满足于简单的发送方式,把方便留给自己,把不确定性留给他人。既不入室,又不见面,省略了面对面,沟通交流也不畅,只剩下越来越多程式化、符号化的东西。
“过多的微信工作群只会让便捷变为负担,减负势在必行。现在有些人的微信上动辄数百个‘朋友’、几十个工作群。在日常生活中,有多少人可以应付、处理如此密集的信息?微信在方便人们工作交流的同时,一定程度上已经演变成一种负担。如果基层工作人员长期通过这样的方式开展工作,无疑会加重负担。”杨小军说。
杨建顺也提到,治理微信工作群中存在的形式主义现象很有必要,“可以硬性规定微信工作群只能用来发工作通知,而不能在工作群里发布闲聊无用信息,防止有效信息被湮没。这样既能方便工作指令的传达,也能确保工作指令能够送达到位”。
杨建顺建议,从行政机关的角度来讲,针对微信工作群工作信息过多现象,除了出台一些具体规定之外,还可以发布一些带有倡导性、引导性、有价值取向的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