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念昔各年少，松筠圜南轩。闭门书史丛，开口治乱根”（苏辙《初发彭城有感寄子瞻》）。在接受家庭教育与仕途起步阶段，苏辙与兄长苏轼，有很多共同点。“二子皆天才”，性格鲜明、各不相同，张方平初见便评论道“长者（苏轼）明敏尤可爱，然少者（苏辙）谨重，成就或过之”。苏洵于其《名二子说》中，对苏轼、苏辙两兄弟的性格特点，曾有精准的把握：“轮辐盖轸，皆有职乎车，而轼独若无所为者，虽然，去轼，则吾未见其为完车也。轼乎，吾惧汝之不外饰也。天下之车莫不由辙，而言车之功者，辙不与焉，虽然，车仆马毙而患亦不及辙，是辙者，善处乎祸福之间也。辙乎，吾知免矣。”诚如其言，苏辙外柔内刚，遇事沉着，不轻举妄动，必要时又能把握时机、稳中求进，甚至直击要害。

　　苏辙于元祐元年自中书舍人升任户部侍郎，此职“宜得强明练达之人”、必须“精炼吏事、通知民情”，而苏辙在任期间（公元1087-1089年），有颇多称职表现。他在《龙川略志》卷五中自叙的“辨人告户绝事”便是例证。

　　此案，广州商人向户部投状，称居广州十余年的蕃商辛押陁罗已死，依法为户绝；其养子现“主其家”，占据陁罗之巨额财产，于法不合。言之凿凿，兼户部郎官见利心喜，认为蕃商家资殷实，“不可失也”，意在将死者定为户绝，使财产入官。

　　苏辙却不为利益所动，不为状词所惑，敏锐地发现了其中的疑点。他以三个关键即“三问”来对待告状人：“陁罗死蕃国，为有报来广州耶？”告状者回答：“否，传闻耳。”“陁罗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有在者耶？”答曰：“无有也。”“法告户绝，必于本州县，汝何故告于户部？”答曰：“户部于财赋无所不治。”

　　苏辙的前两问，着眼于查证告状人所述情状是否属实，如蕃商辛押陁罗死讯不实，则自不存在“户绝”。退一步说，即便辛押陁罗已死，其“养子”信息是否准确，告状者称“养子”所生父母、所养父母均不在，即举不出切实可靠的证据。接下来，就有了更直白的第三问，广州商人不在本州县举报蕃商户绝，却千里迢迢赴京师开封，于户部告诉，越级控告这一方式上的反常，是否告者有意为之、其意在何？告者搪塞说，户部既然“于财赋无所不治”，当然能够过问户绝案件。但苏辙心中意见已定，不为所惑，经过“三问”便归纳出三项“不当”。更进一步说，苏辙正是根据上述三个精心设计的问题，看清问题的症结；而告者看似对答如流，实则在苏辙环环相扣的追问下，告状的理据已不攻自破。

　　苏辙接下来轻描淡写的两段话，便使得一开始振振有词的告状者败下阵来，心服口服，不敢再纠缠狡辩：苏辙先说：“此三项皆违法，汝姑伏此三不当，吾贷汝。”其人未服。苏辙又明确表示：“汝不服，可出诣御史台、尚书省诉之。”其人乃服。

　　苏辙先晓之以理，劝告者明白进退；见告者还心存侥幸，苏辙就把话讲明：告者试图以“越诉”掩饰其无证无据的“妄告”本质，在户部已被看破，倘若还敢故伎重施，御史台、尚书省也定然不会受其蒙蔽。言外之意，若揭破其诬告妄诉之实，告状者定难全身而退。告状者这才收手。苏辙再召诉状中被牵连的在京之“养子所遣”二人，说明情况，进行安抚，称“此本不预汝事，所以召汝者，恐人妄摇撼汝耳”，滴水不漏，从容不迫。

　　从与户部同僚（户部“郎中终以为疑”）的态度对比中，也可显示出苏辙决事切中肯綮。他并不停留在富商可能“户绝”留下大笔财产的表面，而是发现广州商人越诉这一漏洞的背后缘由：“彼所告者，皆法所不许。其所以不诉于广州，而诉于户部者，自知难行，欲假户部之重，以动州县耳。”告状者存心不良而证据不足，“自知难行”，于是选择了在地处据案发地较远的京师越级控诉，意图以财帛动人心，以户部挟制州县。不料被苏辙看破，诡计未得逞。

　　蕃商巨富，“树大招风”，一旦身故，其在华的大宗遗产去向，引人注目，难免有人伺机妄告户绝，利用某些官员的逐利与盲目，假借官府之势，逞己私欲。“宋代广州的历任蕃长，见于文献的寥寥无几。就算名著一时的辛押陁罗，也只留下零散的片断记载”（蔡鸿生：《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澳门理工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因此，在苏辙明辨是非、令妄告者知难而退后，是否还有纷争、如何解纷等，我们均不得而知。但苏辙办案的手法之精妙，已如前述，其思路与态度，还可以详加解析。

　　苏辙经手此案，不费笔墨，不费周折，也就不会轻信谣言而“妄摇撼”即动摇人心、滋扰被妄告之家，较能保全其商业利益，稳定局面。

　　首先，其察民情、重民生之用心，与南宋“名公”一致。《名公书判清明集》卷七“立继有据不为户绝”司法拟判于开篇指出，“照得户婚牒讼牒，不一而足，使直笔者不能酌情据法，以平其事，则无厌之讼炽矣，家不破，未已也。事到本司，三尺俱在，只得明其是非，合于人情而后已”。倘若中了奸人“无赖”“妄告户绝”之计，会使百姓蒙冤，破财招灾：“官司亦惟微利是嗜，不顾义理，不照法令，便从而没夺之，几于上下交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八“夫亡而有养子不得谓之户绝”）。

　　其次，苏辙自述中虽然未曾详言，但明辨广州商人妄告蕃商辛押陁罗户绝一事，也是其处事周全、顾全大局的表现。试想，如果办案人员贪利而轻举妄动，大张旗鼓调查，甚至查扣蕃商财产，惊动蕃商家人，甚或激起在广其他蕃商的反感、恐慌乃至抵制，弊害不可胜言。宋代商品经济发达，外商来华交易频繁，朝廷积极发展海外贸易，鼓励外商来华，相关法律较为系统完善（张中秋、陈景良：《宋代吸引外商的法律措施叙论》，《法学研究》1993年第4期）。蕃商辛押陁罗，来自阿曼，长期居住在广州（推测为公元1056—1086年），他曾担任广州蕃长，深得朝廷信任与重用，蔡鸿生教授在《宋代广州蕃长辛押陁罗事迹》一文中指出，辛押陁罗“是一名亦贡亦贾、政教合一的华化蕃官……是宋代跨文化贸易的历史标本之一”。有人正是从维护通商环境与保护外商利益的角度分析此案（刘永加：《看苏辙如何处理外商遗产纠纷》，《廉政瞭望》2019年第2期）。

　　值得注意的是，苏辙明辨此案，从举重若轻的“三问”归结到无懈可击的“三不当”，切中“证据”之要害，使妄告之人只得知难而退，这是执法持平，并无偏袒。

　　苏辙“辨人告户绝事”的态度是慎重对待，缓解讼累，稳定局面，保全蕃商（及其代理人即“养子”等）的利益；而其处事不偏不倚、有理有据，则基于其通览全局，熟谙政令，洞见人情的综合素质，是其行事缜密之风格的集中展现。《栾城遗言》记载苏辙“在谏垣，论蜀茶纤悉曲折（今按：应为元祐元年二月二十四日“论蜀茶五害状”，《栾城集》卷三十六《右司谏论时事十首》）。时小吕申公当轴，叹：‘只谓苏子由儒学，不知吏事精详如此’。”谏议“纤悉曲折”，既是苏辙独特的论文风格，亦以其精详庶政为基础，方能言之有物。

　　《续明道杂志》作者张耒（1054—1114年）赞叹苏辙行事过人：“某平生见人多矣，惟见苏循州（苏辙）不曾忙……苏公虽事变纷纭至前，而举止安徐，若素有处置。”苏辙为政“不曾忙”，即谋而后动，有条不紊，这特适于理乱解纷，也着实在“辨人告户绝事”等诸多案例中得以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