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翻典籍，可以看到古代廉吏却礼拒贿的行为，其外在表现大体上有四种情况：

　　一是坚决不收。如人尽皆知的公仪休拒鱼、子罕拒宝、杨震拒金“四知”的故事。

　　二是震慑送者。明末刑部尚书范景文在衙门口立一牌子，上书写“不受嘱、不受馈”，以警示那些想来送礼行贿者。清代福建巡抚张伯行撰写《禁止馈送檄》“谁云交际之常，廉耻实伤，倘非不义之财，此物何来？”贴于居所院门及巡抚衙门。清代张鹏翮任吏部尚书近十年，在府邸的厅堂树了一尊关圣帝君塑像，周仓持刀威严旁立，每逢有人以私事请托时，他便指着塑像说：“关帝君在上，岂敢营私徇隐？”以打消登门请托者的邪念妄想。

　　三是收而封存。对家人不知情而收下的，情况特殊无法拒收的，则予以封存不用。如苏琼悬瓜、周新悬鹅、羊续悬鱼、山涛悬丝、刘温叟封钱，这些廉吏的拒贿做法，人们印象深刻。

　　四是惩罚送者。此类廉吏也不乏其人。《三国志·胡质传》载，胡质担任荆州刺史时，其子胡威自都城前来探望，告辞返京时，胡质帐下的一名都督，在胡威未出发前，就请假回家，暗中在胡威必经之路置下所需物品，并在百余里外等候胡威，邀胡威作为旅伴，事事都帮助胡威，一起行走数百里。胡威心中疑惑，就引他说话以探究实情，得知其是父亲帐下的都督，善于逢迎，为博得胡质的好感，在胡威归家途中曲意巴结，并辗转地让胡质知道此事。胡威给了那名都督相应酬金后立即与其分手，并在信中将此事告诉了胡质。胡质责打那名都督一百杖，革除了他的官职。

　　《梁书·顾协传》载，顾协任廷尉正期间，严于律己。他的属下看他“冬服单薄”，想送他衣服也不敢轻举妄动。他的一位门生“知其廉洁，不敢厚饷，止送钱二千”，顾协还是怒不可遏地将这个门生重打二十杖，以后吏员们再也没人敢送礼给他了。

　　《南史·郭祖深传》载，郭祖深担任南津校尉时，他“常服故布襦，素木案，食不过一肉。有姥饷一早青瓜，（郭）祖深报以疋帛。后有富人效之以货，鞭而循众。”同样是送礼，老妇人送瓜，他收下了，并用重礼予以回报；富人送货，他却对富人施以鞭刑，并示众。因为老妇人送瓜并非行贿，是出于对他的关心爱护；富人送货则是行贿，意有所图。

　　此外还有收礼后上缴等表现形式，就不一一赘述了。上述廉吏却礼拒贿的行为，时至今日仍值得我们学习，在强调“受贿行贿一起查、一起打”的今天，尤其要借鉴古代廉吏惩罚送礼行贿者的做法。这就要大力破除“当官不打送礼的”旧观念。不可否认，中国是个礼仪之邦，讲究人情，如果局限在礼尚往来范围内，有人给为官者送点小礼，“献芹”表微意，作为受礼方确实用不着大惊小怪，拒收或退回也就算了。问题是，时下的许多送礼者都与行贿者画了等号，其目的性极其明确，那就是谋求高位与非法利益，称之为送礼行贿者最为贴切。对这样的送礼行贿者，要喊打，且要予以重打，不能只拒收了之。

　　  道理很简单，既是送礼行贿者，往往为谋求各种非法利益，不走正路走邪路，说明其道德品质极差；送礼行贿者的钱财，大多来路不清，多属贪贿所得，因此才出手大方而又不心痛；送礼行贿者一旦得逞而晋升高位，必然会在更大的平台上去贪贿，利用手中的权力，把送出去的所谓损失疯狂地捞回来。当然，要打送礼行贿者，也不能像古代廉吏那样直接予以鞭打和其他惩罚。有效的办法是，将送礼行贿者的行径，如实地报告给组织；在自己管辖和职权范围内，将送礼行贿者列入黑名单，不予提拔重用；对送礼行贿者中情节严重有可能构成违纪违法的，直接转报监察或政法部门，力争早日予以查办，以消除隐患，防止带病提拔问题再现。一旦党员领导干部都能对送礼行贿者既喊打又敢打善打，那么送礼行贿者就会立刻没有了市场，“山清水秀”的政治生态就不再是一种奢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