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贞观之治”的重要内容之一，法制建设无疑是唐太宗李世民执政时期富有成效的举措。李世民即位后，曾两次对《唐律》进行修订。一次是贞观元年（627年），由“上命史部尚书长孙无忌等与学士、法官更议定律令”，这次修订主要是对一些刑罚制度进行修改；另一次是贞观十一年（637年），由“房玄龄等定律五百条，立刑名二十等，比《隋律》减大辟九十二条，减流入徒者七十一条，凡削繁去蠹、变重为轻者，不可胜纪”。经此番修订，《唐律》的基本体例和内容得以确立。因此，作为中华法系代表的《唐律》，是在李世民执政时期正式定型的。

　　当然，作为一个雄才大略的君主，在注重法制建设的同时，自然也难免有权力任性的一面，尤其是当权与法发生冲突的时候。但这种一时的权力任性并没有从根本上影响当时的法制环境、破坏法律制度，关键在于李世民能较好地认识并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首先，在对于权与法的关系问题上，李世民应该说是有一个比较清醒的认识的，因而在一些具体案件的处理上，支持依法办事，不讲私情，遏制权力的任性与冲动。他在贞观元年处理自己的大舅子长孙无忌带佩刀进宫一案时就说过：“法者非朕一人之法，乃天下之法”。贞观五年（631年）对房玄龄等人也说：“自古帝王多任情喜怒，喜则滥赏无功，怒则滥杀无罪，是以天下丧乱，莫不由此，朕今夙夜未尝不以此为心”。而在“选人诈冒资荫”一案的处理上，也反映了李世民在对待权与法问题上的态度：

　　“上（李世民）以选人多诈冒资荫，敕令自首，不首者死。未几，有诈冒事觉者，上欲杀之。（大理少卿戴）胄奏：据法应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对曰：敕者出于一时之喜怒，法者国家所以布大信于天下也；陛下忿选人之多诈，故欲杀之，而既知其不可，复断之以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执法，朕复何忧。”

　　对于候选官员资历造假的行为特事特办，似乎也并无不可；但戴胄坚持依法办事，李世民最终也认同了戴胄的处理意见，任性的权力服从了既定的法律。

　　其次，贞观初年以来形成的谏议制度和纳谏风气，也较好地防止了李世民对权力的任性。李世民在贞观初年在同大臣讨论纳谏的问题时就说：“隋炀帝暴虐，臣下钳口，卒令不闻其过，遂至灭亡”，因此，“前事不远，公等每看事有不利于人，必须极言规谏”。他曾对大臣说：“朕比来决事或不能皆如律令，公辈以为事小，不复执奏。夫事无不由小致大，此危亡之端也。”因此要求大臣们能够尽心劝谏。而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李世民对于大臣们的劝谏，基本上能够做到“从谏如流”。正如魏征所说：“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纵临时处断或有轻重，但见臣下执论，无不欣然受纳。”在不少案件的处理上，李世民都是听从了大臣的劝谏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再次，通过制度的完善来补救权力任性的过失，最典型的就是“五复奏”制度的建立。贞观二年（628年），交州都督李寿因贪腐被撤职查办，李世民以瀛洲刺史卢尚祖“才兼文武，廉平公直”，打算委任他为交州都督。卢尚祖一开始答应了，但事后又后悔了，便以身体有病为由推辞。李世民很不高兴，反复做他的工作，但卢尚祖坚决不同意。李世民大怒，说：“我使人不行，何以为政！”在朝堂上将卢尚祖斩首，但事后对自己的任性也感到后悔，说：“卢尚祖虽失人臣之义，朕杀之亦为太暴”。贞观五年（631年），又发生了张蕴古“泄密”案。相州人李好德患有精神病，胡言乱语，以“妖言”罪下狱。大理丞张蕴古认为李好德“颠病有征，法不当坐”，李世民也同意了。因张蕴古同李好德原本相识，便将案件的处理意见私下告诉了李好德，结果被御史发现弹劾。李世民大怒，下令将张蕴古处斩。但事后也后悔了。为了防止类似情形再度发生，规定了“覆奏”制：“自今有死罪，虽令即决，仍三覆奏乃行刑”。不久，在同房玄龄等谈到此案时又说：张蕴古“若据常律，未至极刑。朕当时盛怒，即令处置，公等竟无一言，有司又不覆奏，遂即决之，岂是道理”，于是又规定“凡有死刑，虽令即决，皆须五覆奏”“自是全活者甚众”。

　　李世民在对待权与法的关系方面，固然有其清醒认识的一面，但有时也很难抗拒权力的任性。对此魏征就尖锐地指出：“取舍在于爱憎，轻重由乎喜怒。爱之者，罪虽重而强为之辞；恶之者，过虽小而深探其意。法无定科，任情以轻重”。特别是到了李世民晚年，往往是固执己见，听不进不同意见，使得“群臣莫敢谏”，或者是“虽谏不从”。一个典型的事例，就是在对大将张亮案的处理上。张亮是李世民麾下的著名将领，在凌烟阁二十四功臣榜上列第十六位。贞观二十年（646年），时任刑部尚书的张亮因收养了五百个义子，被人告发蓄意谋反。李世民认为张亮“养此辈何为？正欲反耳！”参与讨论此案的官员都顺从李世民的旨意，坐实张亮谋反的罪名，唯独将作少匠李道裕不同意，认为张亮“反形未具，罪不当死”，可李世民还是坚持将张亮处死了。但事后承认，李道裕说的张亮“反形未具，此言当矣，朕虽不从，至今悔之”。李世民对此案的处理是否有政治上的考虑，不得而知；但以个人意志凌驾于法律之上，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李世民晚年在权与法关系上态度的变化。这也充分说明，在处理权与法关系方面，执政者个人的政治法律素养固然重要，但关键还在于制度建设。离开了制度的约束与保障，再好的个人都是靠不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