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方式。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

　　有效应对校园欺凌，要颁布有关反校园欺凌的法规政策，明确学校、家庭、社区以及政府部门围绕反校园欺凌现象的分工合作机制

　　在不到100秒的视频中，一名女生被另外几名同龄女孩掌掴32次，其间一直没有反抗——事发地，湖南永州；

　　另一段两分钟视频里，4名学生模样的少女轮流扇了1名女孩100多个耳光——事发地，江苏盐城；

　　因吴某打了自己的同学，义气唆使之下，初一学生冉某在学生寝室楼下踢打吴某——事发地，四川达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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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不完全统计，在尚未结束的4月，全国各地已经发生至少6起校园欺凌事件。业内专家认为，校园欺凌的形成是偶然的、漫长的，但不是不可避免的。根治校园欺凌，需要以立法为基础、以专业儿童保护社工为手段、以畅通的欺凌反馈渠道为机制，形成一套完整的制度体系。

　　受欺凌者的噩梦

　　孟洋(化名)的大学毕业论文是关于校园欺凌的，这样的选择不仅是因为教育学专业，更多的是因为自己曾是一名校园欺凌的受害者。

　　在初中遭遇校园暴力之前，孟洋在小学时就曾感受到同学们的冷暴力。因为先天性心脏病，自小便需要吃药的孟洋在小学时体重便超过了100斤，“胖猪”“秤砣”成为她的代名词，恶作剧、各种捉弄伴随了她的整个小学阶段。

　　沉默孤冷的性格让她在初中变得更为自闭。言语上的嘲笑只是开始，噩梦随即而来。

　　最开始，只是本校女生围殴孟洋。在孟洋的叙述中，用的是“简单地扇耳光”，而事实上，这样的耳光一扇就是几十个，直至脸肿、嘴角流血。

　　围殴并没有就此结束。之后，孟洋被校外人员堵在胡同尽头，被要求跪在地上磕头，腹部还会被对方轮番猛踹。

　　“我以为我永远走不出那样的屈辱和阴霾。”说起“走出来”的方式，孟洋突然开怀大笑起来，“因为我‘打回去’了啊”。

　　为了报复，孟洋用一个学期的饭钱和零花钱“雇”了校外人员，将“屈辱”成倍地还给了所有施暴者。

　　整个青春期，孟洋都在郁郁寡欢中度过，“尤其是报复后，我突然变得迷茫，没有了生活的目标，直到上大学，我仍然做着被打的噩梦。”对于曾经的自己，孟洋毫不讳言，“以暴制暴是不对的，好在我最终熬过去了”。

　　现在的孟洋开始反思，开始关注有类似经历的人，特别是女孩。“不是所有受欺凌的孩子最终都能幸运地成长。因为自己的经历，我格外留意处境不利的女孩，陪着心疼流泪之余，我发现这一块似乎仍然是不少学校和家庭关注的空白，极少数的老师和父母即便注意到了女孩的困扰，要么不知所措，要么不以为然。得不到强有力的社会支持和保护，一些女孩要么被迫用自己的方式还击，要么一蹶不振就此沉沦，着实令人遗憾”。

　　成人社会的映射

　　在孟洋看来，从某种程度上说，家长有可能成为校园暴力的“帮凶”，而且这并非“无稽之谈”。

　　今年4月27日上午，北京市陶然亭公园附近的一家高端早教中心内，上演一场“全武行”。

　　两个刚满3岁的男孩子，因为争抢玩具打闹起来。就在高个男孩扑向矮个男孩时，矮个男孩的家长竟开始在旁边传授“武艺”：“你别躲，挡脸，踢他屁股……”

　　在家长的“助威”之下，两个男孩越战越勇，最后的结局是纷纷挂彩。

　　“不知这位家长是否想过，这样的‘助威’很可能将孩子推向未来校园施暴者的角色。”孟洋告诉记者，当年，她遭遇暴力向父母求助，父亲态度冷漠，甚至认为这是女儿没有本事的表现。

　　在这家早教中心，记者随机采访了20名家长——如果你的小孩有一天跑过来对你说‘我同学欺负我，他们打我’,你会不会对他们说“打回去”？

　　对于这一问题，11名家长虽然没有明确表示“打”，但表示“不能吃亏”，只有3名家长表示“绝对不能打回去”“不能让孩子有暴力解决的观念”。

　　“青春期就是在小学后期到中学的一段时间，是孩子暴力行为的一个高发期。所以，在青春期要防两个问题，一个是自己的孩子不要欺负别人，这是家教问题，一定要让孩子知道，什么事情不能做，越有力量越不能欺负比你弱的；第二个是自己的孩子不要被别人欺负，可以让孩子从小进行体育锻炼，有运动就有爆发力，就不容易被别人欺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犯罪学学院教授李玫瑾说。

　　校园欺凌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多位专家表示，除了青少年自身的成长特点，校园状况是成人世界的映射，更是教育环境的直接反映。

　　“最直接的原因是，在孩子们成长过程中，没人教他们如何应对、处理孩子之间的冲突，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对待自己情绪的宣泄，最终选择了暴力方式。”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少年儿童研究所所长童小军说。

　　在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教授寇彧看来，家庭中专制、放任的教养方式最有可能造成学生的不良行为，孩子既模仿父母的攻击行为，偶尔做出越轨行为也得不到有效纠正，久而久之，欺凌者习惯了攻击和伤害行为，被欺凌者习惯了逆来顺受的应对方式。

　　“在犯罪学研究中，暴力的家长就会产生暴力的孩子。暴力本身具有传染作用，因为他没有理性的教育也没有用调节合适的方式教育孩子。孩子只有这种解决问题的路，只要遇到矛盾就用拳头解决问题。”中国政法大学青少年犯罪教研室主任皮艺军说。

　　欺凌者觉得好玩

　　在孟洋接触的曾经遭遇或者正在遭遇校园欺凌的孩子中，外貌、成绩等不是被欺负最直接的原因，真正的原因是被欺负者的性格不太合群。

　　“一般学生没人欺负，那些被欺负的都是‘看起来很不顺眼，很欠扁’的人。”如今已经在国外读大学的张浩然曾经是校园里的“小霸王”，在他的记忆里，初中时代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欺负”班里个子最矮的那个小胖墩，“在厕所里泼水，把凳子卸掉腿，甚至打骂，拿篮球砸他，我们都做过。后来，小胖墩转校走了。我们那个时候只是觉得好玩，并不觉得是什么欺凌”。

　　“欺负我的人曾经说，他们打我是因为我很‘假’。但是，‘假’在哪里？难道只是因为我性格内向，不愿与人交际？”这个问题，现在的孟洋也给不出答案。

　　寇彧曾对欺凌事件中的双方进行过分析，欺负者通常在同龄人中身材较强壮，也更成熟，而受欺凌者则相对弱小，比同龄人略显幼稚。最容易成为受欺凌者的，是班级里“被拒绝的学生”，他们通常在课间休息时也一个人待着，缺乏必要的社交能力或内心有些自卑。

　　在欺凌者与受欺凌者之间，是旁观者。旁观者这个人群庞大而不受注意，却是校园欺凌行为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孟洋告诉记者，当时班里几乎所有同学都知道她被欺凌，但他们要么默不作声，要么叫好助威。“这只会助长欺凌者的行为，给被欺凌者更大的屈辱。难道旁观者就没有想过，自己也可能转变成受欺凌者？如果旁观者能够给予受欺凌的同学以支持，欺凌行为再次发生的概率就会减少”。

　　制度空白待弥补

　　虽然已不再做被打的噩梦，但还有一个梦魇困扰着孟洋——自己是否要为报复行为“埋单”？

　　根据刑法第十七条，答案是否定的，因为我国最低刑事责任年龄为14周岁，而14周岁至16周岁为相对刑事责任年龄阶段。这意味着14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完全不用负刑事责任，14岁至16岁的未成年人只用对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重伤或死亡、强奸、抢劫、贩卖毒品、放火、爆炸、投毒8项罪名承担刑事责任。

　　此外，根据刑法第十七条、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八条规定，对于因不满16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未成年人，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由政府收容教养；根据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第三十五条的规定，对有严重不良行为的未成年人，可以送工读学校进行矫治和接受教育。

　　“关于校园暴力，在不追究刑事责任以外的管教方式，无论在法律还是实际制度上都存在空白。”北京市青少年法律与心理咨询服务中心主任宗春山说，设立反校园暴力法或校园安全法非常有必要。

　　同时，童小军认为，我国缺乏对校园欺凌行为的正式文本界定。除了研究文献之外，我国与未成年人相关的法律、规范、条例、通知等各种正式的政策文本中都没有对校园欺凌的清晰界定。这种情形，一方面导致无法传播统一的信息，使规模化反校园欺凌宣传工作无法进行；另一方面也导致了真正的反校园欺凌行动无法实施。

　　对此，皮艺军认为，应尽快建立并落实刑罚外的处理体系，“现在社会投入不足，支撑体系太少，且流于形式，只有先真正建立相关的处理支撑体系，才可能解决问题。校园暴力问题的解决，不能一味被动依靠社会与每代人的自我治愈来完成。社会组织是否可以适时而动，政府部门、家庭在其中扮演的角色是否应重新定位，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为有效应对校园欺凌这一校园暴力现象，要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制度，明确并大力宣传校园欺凌的侵害性质，颁布有关校园欺凌的法规政策，出台校园反欺凌工作计划，传播反欺凌知识，明确学校、家庭、社区以及政府部门围绕反校园欺凌现象的分工合作机制。”童小军说。

　　令人欣慰的是，校园欺凌已经得到了国家高层的注意。今年3月，教育部部长袁贵仁表示，将尽最大努力使这种事情发生率降到最低。

编辑：sfedito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