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3年以来，司法部门不断出台各项措施试图解决执行难，从开通网络执行查控体系到专门惩治“老赖”的信用惩戒机制，再到各种执行方式的创新，这些改革措施表明克服执行难一直在行动。尤为引起社会关注的是，在今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周强提出“争取用两到三年时间，基本解决执行难问题，破除实现公平正义的最后一道藩篱，决不让人民法院的判决成为法律白条”。

　　正在最高法热火朝天地向执行难进军时，武汉的邓先生面临的执行难问题给我们浇了一瓢令人清醒的凉水：破解执行难，要走的路还很长。

　　据媒体报道，2015年1月，邓先生通过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购买了由江汉区法院委托拍卖的一套房产，在缴纳完83万元费用，走完各种手续之后，至今没拿到房屋的钥匙，也没有产权证。在经历不断向法院反映问题后，法院告知里面住着吸毒人员，法官没法管，警察也不敢管，所以无法强制腾退。甚至法官出主意，让邓先生和银行共同拿7万块钱给吸毒者，让他尽快搬走。

　　邓先生花了钱，却拿不到房子，即便“卖方”是法院也没用，这个时候如何让邓先生相信法律真的能保障公民权利？

　　为什么各种层次的措施都解决不了如此普通的执行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可以有很多，但是有两个方面的因素值得重视。首先，解决执行难的措施不能有死角。最高法推行的信用惩戒机制有效地解决了社会上的很多“老赖”，但是对解决邓先生的问题就显得很无力，因为慑于惩戒威力自动履行义务的人还需要仰赖于法律规则进行社会活动，而有些人根本无视法律规则，撒泼耍横，甚至威胁法院的执行人员。面对这种情形，引发出法院的选择性执行。最高法提出基本解决执行难的目标就包括基本消除法院消极执行、选择性执行、乱执行的情形。但是在实际执行上，法官一方面面临着“案多人少”的苦恼，另一方面也面临着当事人蛮横拒不执行的情况，消极执行和选择性执行似乎成了常规，所以在邓先生的案件中，有法官说这种拒不腾房的情况并非个例，法院也就选择不断地“研究”中。

　　怎么才能真正地根治执行难问题？根本性改革执行体制是一个可以思考的逻辑，因为解决执行难不是法院自身就能完成的任务。执行难实质上是法律规则无法从文本(判决书)进入社会生活发挥实效的特殊表现形式，或者说是“执法难”在司法领域的体现。在很多国家，作为裁判机构的法院只负责公正地裁决纠纷， 而不用自己执行自己的判决。很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在于法院的能力不足以承担起执行的重任，一旦因此出现执行难的问题，民众将会把执行难归因于法院，甚至进而质疑法院的权威和公信力。此外，破解执行难的措施也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单靠法院难以解决问题，诸如有的地方提出“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参与、政协支持、社会各界配合、法院主办”的执行工作机制，还有的法院提出，党委和政府的支持是解决执行难的根本保障。这无疑都表明根本改变现有执行体制会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择。

　　从法律白条到叫卖判决书，执行难的问题一直都未能得到真正解决。执行难不仅影响到了公民权利的实现，更影响到了司法与法治的权威，但是如何破解执行难，可能需要我们从制度的层面尝试跳出现有体制的局限，尝试新的改革方向。

　　(作者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编辑：sfeditor1

文章关键词： 执行难 体制 局限 相关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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