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27年开始，一大批优秀的企业家被南京国民政府笼络收买，在经济史的流变上，这意味着一个重大的事实，曾经在晚清昌盛一时的官僚资本主义又一次卷土重来。企业家屈服于官僚权威，或者被动地被官僚体制整合，必然导致企业家的市场创新能力严重衰减，直至消失，意味着这个政府发展市场经济的能力走进了死胡同。

首先是国民党人的经济政策趣味。长久来看，是思想在改变着这个世界。这句话同样适合南京国民政府的经济思想和经济走向之间的关系。必须指出一个基本的事实，国民党这个政党在建党之初，孙中山向来提倡社会互助理论，类似于日后人们反复说到的共同富裕。国民党的后继者完全继承了他的经济思想，而且趁机拔高。

1929年3月，陈德征上书国民党中央，要求严惩反革命分子，并直言法院在采信证据时不要太拘泥，等等。类似于陈德征这样的经济观念，即无视企业家在市场中的地位，政府强力干涉市场，企图用均贫富的方法来实现社会大同，个别时候甚至用暴力的方法抢劫有产阶级，为政党和政府提供财力。无论是蒋介石还是陈德征，在经济史的层面，他们的经济思想，将他们的行为拉回到了他们所反对的对象上面。

这样的经济和市场思维方式，必然将国民党的经济格局全面拉回到大政府主义的计划经济模式之下。无独有偶，国民党的党魁之中，蒋介石的当红部下之中，就有一个叫刘健群的人，他对计划经济的推崇，最火爆的时候，干脆与纳粹主义的经济方式实现了无缝对接。

当我们叙述国民党南京政府的这些大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法西斯主义的极权主义经济政策会发现，这种国家主义和集体主义的经济思维方式，具有裹挟一切力量的能力，以至于民国时代一批本来具有市场化理念和企业家精神的官员，虽然手中握有经济权力，但也很快败下阵来。

我们要提到的人物是宋子文。宋子文是哈佛大学的经济学硕士，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曾在花旗银行有过工作履历。在经济学学理的层面，宋子文对市场经济的秩序和企业家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可谓烂熟于心。事实上，他回到中国之后，的确操办过一系列政府与企业家合作的尝试行为。1928年6月，在全国经济工作会议上，宋子文的主张显得非常市场化。宋子文的改革措施，有两个现代国家的财政经济特点。第一是国家统一财政的主张，强调财政统一是立国之本。第二则是保护企业竞争，降低市场的交易费用，因此，在建立预算制度、裁撤厘金、明确税种等方面，宋子文也都主持拟订了详尽的方案，这些无疑都有助于政企分开，有助于企业家在竞争的过程中建立起一种市场制度的确定性。

宋子文被称为南京国民政府的“党国金融家”，在经济改革方面可谓有鸿浩之志，不过国家战事频仍、财政吃紧，蒋介石这个时候需要的并不是真正的经济改革，而是希望宋子文给他解决财政费用问题，尤其是军费问题。一开始，宋子文并没 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是书生意气，不谙江湖，到1932年，为了发挥企业家对经济的作用，他甚至借用上海总商会的力量，召开了一次反内战会议，要求政府抑制过高的军费开支，给企业的发展留足市场空间。

民国著名企业家合影

不久，他又运用手中的经济权力，邀请上海一批有市场影响力的企业家参与到国民党全国经济委员会之中。宋子文的目的是，企业家在市场和技术的层面，更加符合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趣味，用市场化的办法来管理美国政府对华财政的支持资金，会比单一的政府官僚对接更规范。但宋子文这样的具有企业家意义的改革举措，显然得罪了一大批国民党的元老，无论是在意识形态方面还是在既得利益方面，宋子文的措施都遭遇到巨大的抵制，到1933 年，宋子文在一片声讨声中黯然辞职，民国政府官僚集团中为数不多的经济改革声音从此偃旗息鼓，计划经济、大政府主义的经济政策导向从此成为民国南京政府的官方经济学面相。

东方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