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缺失多年的《民法典》的统领篇章，民法总则草案于10月31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进行二次审议。

　　草案二审稿首次加入了保护个人信息的内容，这在以前的民事权利中从未涉及。

　　“这也是人文关怀的一种体现。” 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委员、人民大学副校长王利明对《録音筆》(微信号：recorder2016)解释说 。中国民事立法体系的确常被诟病缺少人文关怀，专家学者们一直都在呼吁，王利明认为目前的草案已经有了不少体现。

　　比如，草案对性侵未成年人诉讼时效起算的特别规定，对监护制度的修改，对利益的保护等。

　　民法总则草案初次审议是在今年6月份。据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民法室统计，初审后，征求意见阶段共收集到65000余条社会公众意见，其中五分之一涉及到监护制度。对此，草案二审稿进行了多处修改。

　　首次规定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

　　保护个人信息从未在民事权利中提出过，此次相关条款被纳入草案二审稿。

　　草案规定“自然人的个人信息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非法收集、利用、加工、传输个人信息，不得非法提供、公开或者出售个人信息。”

　　今年以来，电信诈骗屡屡见诸报端。清华大学教授刚卖完房子，信息就被泄露，结果被诈骗1700多万元；山东一准大学生徐玉玉因接到诈骗电话而被骗走9900元后伤心欲绝，最终导致心脏骤停离世。

　　王利明一直推动个人信息保护立法。他表示，个人信息的泄露十分普遍，已经成为一种公害，到了非治理不可的地步了。而严重的电信网络诈骗背后都存在个人信息泄露的问题。

　　他介绍，迄今为止，全世界已经有90多个国家和地区制定了专门保障个人信息的法律，宣告个人享有个人信息权，甚至将个人信息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对待，这也反映了个人信息保护的重要性。

　　在我国，虽然2015年11月1日起实施的刑法修正案(九)明确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其他方面也不乏相关规定，但总体上，对个人信息的保护仍很不够，需要从多方面予以加强。

　　很多委员、部门和法学教学研究机构都提出建议，进一步强调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委员会经研究认为，个人信息权利是公民在现代信息社会享有的重要权利，明确对个人信息的保护对于保护公民的人格尊严，使公民免受非法侵扰，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具有现实意义。

　　未成年人遭受性侵诉讼时效自18岁起算

　　2015年8月13日，广西百色市隆林各族自治县人王杰利用“百色助学网”性侵多名贫困女生事件被媒体曝光。同一年年底，宁夏教师性侵12名幼女案被曝光。

　　根据中国少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女童保护基金(以下称“女童保护”)的统计，从2013年到2015年的三年间，仅公开见诸报端的性侵儿童案件就达1035起。

　　现实中，这或许只是冰山一角。而案件追诉期过短，曾经是被害未成年人索赔的绊脚石。

　　此次草案二审稿对未成年人被性侵的诉讼时效起算做了特别规定，新增规定：“未成年人遭受性侵害的损害赔偿请求权的诉讼时效期间，自受害人年满十八周岁之日起计算。”

　　法律上的时效制度既包括刑事追诉时效，也包括民事诉讼时效。

　　过去，民事诉讼的时效通常为2年，即民事权利受到损害后，应自知道或应当知道之日2年内起诉或申请仲裁。未成年遭受性侵害这样的特殊情况同样适用普通诉讼时效。

　　这在民法总则草案初审后，成为公众和代表关注的问题之一。

　　接近立法的相关人士表示，有的代表、地方、部门和社会公众提出，受社会传统观念影响，不少遭受性侵害的未成年人及其监护人往往不愿、不敢公开寻求法律保护。尤其是农村留守儿童，受害人成年之后自己寻求法律救济，却往往已经超过了诉讼时效期间。

　　王利明表示，这个问题在农村比较典型，尤其是留守儿童。

　　据“女童保护”2015年的统计，被公开报道年龄的受害者中，0至7岁的有58起，其中受害者最小年龄为6个月大女婴。7至14岁的占到总量的70%。

　　与此同时，草案一审稿中即已将民事权利的诉讼时效期间由2年改为3年，也就是说，按照草案二审稿，未成年人遭受性侵的民事诉讼时效为成年之日起3年。

　　王利明表示，这一规定是为了更好地保护未成年人。目前这样规定基本没有问题，但他认为这是非常特殊情况，是否应写在总则中还有待商榷。

　　兄弟姐妹纳入成年监护人范围

　　监护制度是二审稿花了很大的精力和时间修改的一部分。

　　此次草案调整了成年人的监护人范围，将“其他近亲属”纳入需要监护的成年人的监护人范围。

　　上述接近立法人士表示，“其他近亲属”指的就是兄弟姐妹。

　　他介绍，草案一审稿规定，无民事行为能力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的监护人范围，只有父母、配偶、子女和其他一些人或组织，没有明确说兄弟姐妹。

　　现实生活当中，特别是一些精神障碍患者，可能一生当中既没有结婚也没有生子，很多都是由兄弟姐妹行使监护职责。这些情况在农村有很多，城市里也有。

　　“如果不写，很多兄弟姐妹可能就不履行监护职责。”他表示，为了维护被监护人的权力，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的家庭伦理道德，所以此次草案二审稿明确将被监护人的近亲属也纳入了监护人范围。

　   恢复监护人资格必须为“父母”

　　草案二审稿还特别增加了“临时监护措施”。王利明介绍，这是一个在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之后，又没有找到新的监护人之前的短期监护措施。临时监护人的条件和程序，由人民法院来具体执行。

　　被撤销监护人资格一般来说，都是监护人对被监护人有严重侵害，比如暴力侵害，毒打、性侵等。

　　所以“安排必要的临时监护措施”是在法院未确定新的监护人之前，为了避免原监护人对被监护人特别是对未成年人造成进一步伤害。

　　草案一审稿时，对于恢复监护人的规定争议很多。此次草案二审稿对此也进行了修改，进一步限定了可恢复监护人资格的条件，增加了必须是被监护人的“父母”、“尊重被监护人意愿”。

　　草案二审稿条款规定：“未成年人的父母被人民法院撤销监护人资格后，确有悔改情形的，经其申请，人民法院可以在尊重被监护人意愿的前提下，视情况恢复其监护人资格，人民法院制定的新监护人与被监护人的监护关系同时终止。”

　　王利明表示，“父母”和“被监护人意愿”已经起到了很大的限制作用，至于对“确有悔改”的判断和标准，也是由法院来具体操作。

　　除此之外，监护制度还做出了一些修改。

　　比如，将“子女对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父母负有赡养、照顾和保护的义务”这一条中，对父母“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限定删除。即无论父母有没有民事行为能力，子女都要尽到赡养的义务。

　　比如，在遗嘱监护方面，在父、母遗嘱指定的监护人不一致时，由“以后死亡一方指定的为准”改为“应当尊重被监护人的意愿，根据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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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梁超 SN188